第118期 | 《水浒》和《清明上河图》
作 者：吴 斌
在103期《古地图中的<清明上河图>线索》一文里，笔者指出，画卷中的河流并非汴河，所谓“上河”，实指穿越汴京城北的广济河，又称五丈河。
北宋定都汴京，主要看中了它是漕运枢纽。当时，运力最强的漕河是汴河，汴河通往江南，据张方平《论汴河利害事》记载，它运往京师的是“一色粳米，相兼小麦”，都是一等的粮食，每年的运量能达六七百万石，被称为“建国之本”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不表现汴河，转而描绘五丈河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。
五丈河，自汴京城东北的善利门流出，往东沿兰考、定陶、郓城、巨野、济州一线入梁山泊，再通北清河，经广饶注入渤海。从这条水路运往汴京的，是产自“京东路”的粮食，用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话说，就是“来自济郓，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”。“京东路”大致为今天的山东大部、豫东、皖北和江苏东北部，是北宋重要的经济区。通畅之时，五丈河每年能有百余万石的运量，但它运输的粮食种类和汴河不同，张方平说，“多是杂色粟豆，但充口食马料”。
北宋开国，吸取了唐和五代时“藩镇割据”的教训，同时又考虑到汴京地处中原，是缺乏天险的四战之地，于是“蓄兵京师，以成强干之势”，“收四方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宿卫”，《宋史》称这种局面为“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并萃京师”，汴京的驻军，几乎是天下军队的一半。
北宋王朝的最大外患是辽金铁骑，只有足够多的战马才能与之抗衡，即《宋史》所云的“兵之所恃在马”。从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图中畜力多是牛和驴，少见马的踪影。这是因为北宋末期战马紧缺，民间马匹多被征用。
宋真宗时期，尚有二十余万匹战马，到了仁宗时代，马政开始衰败。中原不比北方，马匹驯养不易，随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，从北方的“茶马互市”买马也变得困难，这导致“诸军缺马，人多相与咨怨”。所以，战马是当时最宝贵的军事资源。而五丈河承担的，正是把“口食马料”从“京东路”送往汴京驻军的重任，这是一条军粮生命线。
另外，京东路的战略意义也十分重要。五代时，石敬瑭向契丹割让了燕云十六州，长城防线尽失。北宋的北防前线，南移到河北路，京东路则是河北路的后方基地。如果河北路沦陷，京东路北界的黄河，就成为最后一道防线。宋真宗曾言“河冰已合，戎马可度”，意思是说，如果黄河结了冰，铁骑可以直接踏过来。
但是，京东地区自古战乱频仍，民风异常彪悍，动辄聚众造反，尤其是山东，从未安宁。据何竹淇《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》，北宋期间，京东路共发生过43次农民起义。包拯在给宋仁宗的《再请差京东安抚》中写道：“京东素是出强贼处，不可不即时诛灭”；“应有盗贼，不以多少远近，并须捕捉净尽”，并建议皇帝“重行朝典”。《宋史李清臣传》也说：“齐鲁之盗，为天下剧”，苏轼在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》对农民起义的后果描述得更加明白：“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，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”。
徽宗时代，京东出现的最棘手“强贼”，就是宋江。《宋史侯蒙传》载：“宋江寇京东”；“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，官兵数万无敢抗者”，《宋史徽宗本纪》载：（宋江）又犯京东、河北，入楚、海州界”。而宋江的家乡郓州，还有梁山泊，正是五丈河的通航要津，距汴京不到500里。
所以，宋江肆虐则京东不宁，京东不宁，不仅会给北防带来大麻烦，还会卡断五丈河的军粮漕运，进而危及汴京的驻军稳定，形成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。而五丈河，正是汴京看京东路局势的晴雨表。
南宋李埴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十八记载：宣和元年十二月，诏招抚山东盗宋江”，宋江既平，五丈河的漕运才会通畅。
在宋代，经常从河流做文章来表现天下承平，所谓的“海晏河清”就是这种标榜。宋徽宗是编造祥瑞的老手，辽宁博物馆的《瑞鹤图》是最直接的绘画证据。在《宋史》中，记载了大观元年、大观二年和大观三年的三次“黄河清”，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一中，还说徽宗政和年间的新曲《黄河清》“音调极韶美”。
至此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相呼之欲出，张择端用繁忙的五丈河图景来表达政局的清明，这是对宋徽宗“平定京东”英明决策的歌功颂德。此图的创作时间，应该是收抚宋江的翌年，即宣和二年的漕运时节，也就是山东秋收之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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